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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管理制度(邹韬奋与生活书店管理实践)

书店管理制度

本文5700字,阅读用时约8分钟自1926年担任《生活》周刊主编以来,邹韬奋在近20年的新闻出版实践中虽然偏重编辑业务,但因后来被推选为生活书店总经理,他为此同时参与了诸多管理实务。在邹韬奋主持下,经过胡愈之、徐伯昕等“生活”同人的共同经营,生活书店在完善组织机构、实行合作经济制度及民主管理等方面,都有丰富的探索和创新。这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五大书局之外颇具代表性,堪称民国时期中国民营出版机构向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转型的另一样本。邹韬奋本人虽偏重期刊、报刊编辑出版,但经常主持生活书店主要会务,或针对企业某些运营管理问题,在内刊《店务通讯》连载各类文章(后汇编为《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一书),答疑解惑,这也使得他的许多理念能够实现企业内部传达、践行,于今也有可资借鉴之处。一、推行招考为主的人才聘用制度国以才立,业以才兴。邹韬奋接手《生活》周刊之初,人事问题便摆上议事日程。他于1930年8月3日在《生活》周刊上发出了《征求一位同志》的启事,对未来同事提出了“德才兼备”的要求:其一,大公无私,秉承良知;其二,思想深入,见识卓越;其三,文笔畅达;其四,至少精通一门外语。艾寒松原本是复旦大学应届毕业生,他因给邹韬奋写过一封有关青年和国事问题的信而受到赏识。最终,艾寒松如愿加入杂志社,成为邹韬奋的得力助手。邹韬奋用人有意回避亲戚,力戒安插冗员。“记者生平反对在自己主持的机关或职务上安插自己的亲戚,所以自全权主持生活周刊社以来,未曾用过一个亲戚。也许有人觉得矫枉过正,因为亲戚里面不见得就绝对没有人才,但我以为果真有实学能够努力奋斗的人,不怕无处谋发展,安插亲戚实弊多于利,尤其因为痛心狐亲狗戚之充斥于官僚社会,甚至蔓延于其他事业,我们不得不‘矫枉过正’。”邹韬奋主持《生活》周刊的选人、用人原则延续到他后来主持生活书店时期,主要的选人方式为不定期招考录取。1938年4月14日,汉口生活书店举行了一场文书及练习生选拔考试,获得考试机会的共有20人,其中5位投考文书工作,其余都为练习生。考试项目则分为国文、作文常识、珠算和口试。投考文书的作文题目为“二选一”,一是“评述家庭状况及个人就业经历与感想”,一是“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国抗战前途”。投考练习生的作文题目是:“试述文化在抗战中的重要性”。十五道“常识”题目,诸如“所谓‘八一三’事件是什么”“最近国民党的组织上有什么变动”“书店与抗战有何关系”,等等。生活书店此次招考,比较注重考生对时局的关注和认识,这与抗战大背景不无关系,有较强的时代色彩。这次考试,邹韬奋亲自主持了文书考生的口试,练习生考生的口试则由徐伯昕等主持。由企业主要负责人主持面试,可看出生活书店比较注重人才的选拔与考核。人员的聘用往往随事业的发展而增加,截至1939年12月,笔者据《本店工作人员一览》相关资料统计,生活书店员工总数已达307人,其后增加到四五百人,颇具规模。老员工往往是企业发展巨大的人力资源,他们大多经验丰富、技能突出,对企业忠诚度高、认同度高,通常相互之间友谊深厚。对于老员工的关心、爱护,应是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职责所在。主持生活书店,邹韬奋很注重干部的培养和爱护,中高层多从老员工中选拔。从内部寻找候选人来填补职位空缺有很多好处:如果想要了解一位候选人的优点和缺点,没有比与其共事一段时间更好的选择了,老员工可能也会对公司更加忠诚,如果员工将晋升视为组织对忠诚和能力的一种报酬,那么用内部人填补职位空缺的做法可能会提升员工的士气,与外部候选人相比,内部候选人对于上岗引导的需求更少。诚然,从组织内部雇佣人员也可能造成“近亲繁殖”,申请某一职位却未能得到批准或未达到预期的员工有可能会产生不满。而对于老员工的辞职、离店,邹韬奋等人总会尽量挽留,动之以情,颇有求贤若渴之风。二、设立总管理处完善组织建构生活书店原来只有上海总店和广州、汉口等少数几个分店,抗战爆发后,随着事业扩大,其分店总数一两年间扩大至五十余处。为加强管理,邹韬奋在企业组织机构上作了完善。1938年总店由上海迁往汉口后,邹韬奋等将总店改组为总管理处,以便与各分店相区分。并且,随着各分店数量的猛增,书店运营管理的综合、协调事务日益重要,总管理处作为中枢的地位凸显。生活书店改组后的总管理处包括总务部、主计部、营业部、编辑部和出版部。“这五部的工作,都是综合整个本店(即包括各分店等机构)的工作,注重提纲挈领的效用。它和各地分店的异点只是责任和工作上的范围有广狭之分,而在性质上还是同样地为整个的本店工作和事业而努力。”总管理处的即时设立,一方面有助于书店整体规划和各项工作的考核指导,一方面有利于各分店汇报情况,加强相互交流。为此,生活书店主办了内刊《店务通讯》。邹韬奋有意识地通过这一平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涉及职业指导、经营管理、店史介绍、问题检讨等相关主题,旨在引导同人工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邹韬奋往往采取“软着陆”方式,或通过社员大会广而告之,或在《店务通讯》等内刊上发文、讨论,由生活书店同人一道分析问题、交流经验、献计献策、不断反馈调适,这样较好地规避了因管理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隐患,这方面商务印书馆早已有前车之鉴。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出版企业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曾多有创举,如较早实行了美国“管理之父”泰勒的现代科学管理办法,但总经理王云五最初试图推行这项改革时,因涉及任务考核、福利待遇等具体利益,一度遭到了许多职工的激烈反对,甚至要求他下台。并且,按照组织传播理论,组织内部传播交流中,管理者通过何种媒介传递信息非常重要。生活书店《店务通讯》内刊作为一种媒介化的人际交流,比较符合“媒介丰裕度模型”。“丰裕媒介”在信息传输时,往往能完全或部分满足以下能力:获得及时反馈的能力,多种提示信息的利用,自然语言的使用以及对个体的关注,反之则为“匮乏媒介”。此外,组织传播有不同程度的歧义性,即对某一问题有多种不同理解认知乃至矛盾冲突。根据“媒介丰裕度模型”,采用丰裕度高的媒介处理歧义性高的任务,容易实现效率高的传播。而对于《店务通讯》讨论的某些问题或事项,凡涉及商业机密之处,邹韬奋要求不要对外传播,传阅后由经理或负责人妥收保存。邹韬奋及“生活”同人致力于文化建设事业,个人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重合度(即组织认同)较高。“我和一班共同努力于文化事业的朋友们,苦干了十几年,大家还是靠薪水养家,我们并不觉得什么不满意,我们的兴趣都在文化事业的本身”。如沈志远原是西北联合大学教授,他放弃了两倍于生活书店待遇的教职,出任书店特约编译员,负责整理以及翻译世界名著,编著《中国学术丛书》。生活书店从中华职业教育社独立出来后,采取的是合作社制,书店产业为全体社员所共有,其员工群体主要由社员、职员、雇员和练习生组成(对应于今天的工种分类称谓,大体类似于在编人员、聘用人员、临时工和实习生)。全员所有的合作社制在民国出版界颇具开创性,其效果与当前普遍实行的“股权激励”有类似之处。三、民主管理及营造“生活”企业文化在合作社制基础上,邹韬奋等人注重民主集中制管理,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领导机构一律由选举产生;其二,领导机构须定期对整个组织作工作汇报;其三,严格的纪律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其四,下级机构和全体人员务必执行上级机构的决议和上级负责人的指示。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为生活书店常设领导机构,原则上每年改选,因抗战等因素偶有微调。具体而言,理事会拥有生活书店重要发展规划的最高决定权,人事委员会对人事问题拥有最高决定权。邹韬奋还将生活书店的民主集中制概括为“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正因为有这样一系列管理制度上的设计,生活书店运营当中的许多问题,便被较好地提出来供大家讨论、集体协商解决。“每天七小时工作制如何切实执行”“分店经理职责提升”“员工福利、津贴公平分配”“反审查经验交流”等议题,都曾在《店务通讯》内刊上广泛讨论。民主管理与民主的纪律相辅相成。在邹韬奋看来,生活书店所有成员,一切需以团体的事业为前提,团体的信誉、财产、工作纪律乃至于对国家民族人类的贡献,都是大家所应共同爱护的。一旦出现侵害集体事业的行为,“轻则努力纠正,重则只有根据民主的纪律的原则,经过合法机构的决议,加以比较严重的处分”。1939年4月,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历时一年多调查、取证后,发出了对广州分店部分负责人和员工陆凤祥、孟汉臣、苏锡麟、许三新犯规的处理意见。原来他们盗用生活书店信誉和公款,擅自开办远东出版社,从事私营翻版活动,共翻印书籍十种以上。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生活书店“社员不得在外经营与本社同样性质之业务”“各职员不得有损害本店名誉或营业情事”等相关章程条款。最终,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对陆凤祥、苏锡麟、许三新作出了“停职处分”,“惟查孟汉臣君任职上海素稔忠诚负责,帮同创办广州分店,扶病最后退出,颇著功绩,特减轻予以最后警告之处分,并调总处工作,以观后效”。从历时之长、区别对待等方面来看,生活书店管理层对于广州分店的处理甚为谨慎,既要坚持章程、纪律的不可违背,又得适当照顾员工的情感,给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这相较于不问青红皂白“一棍子”将人直接开除等粗暴举动,不但更为慎重,同时也更为人性化。对陆凤祥等人的处理意见公布以后,邹韬奋一再申明,但凡有处理失当的地方和反证,均欢迎进行申辩。诚然,对于一家拥有数百人的出版机构,各种弊端难免存在,生活书店重庆分店后来也发生过员工因旷工、斗殴等行为而遭停职处分的事情。管理层对此类事件基本都能及时、公正地作出处罚,便于净化团队,以儆效尤,警示同人。在生活书店,邹韬奋同时尽力给同人、员工营造一个“家”的环境。为了保证良好的起居条件,在上海时期,生活书店员工的同人集体宿舍是洋房别墅,这在同行中殊为难得。生活书店办公室的座椅高低不齐,原来,考虑到不同员工的身高比例,这些凳脚都经过了“改造”,加长或锯短,以便适合不同的人伏案办公,尽量避免员工出现弯腰、驼背、近视等健康问题。随着事业的发展,邹韬奋还特别聘请内外科名医担任生活书店医务顾问,定期给员工安排体检,注射防疫针等,员工如果生病,费用都可报销。在生活书店,平时上班工作时间为7小时,每个月的工资都是当月15日全额发放,而不像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到月底再发,且每月如果请假三天以下也不扣工资,如果全勤就可以“升工”(即加三天工资,相当于现在公司普遍采用的全勤奖)。1937年11月,上海沦为“孤岛”前后,生活书店总店一度迁往汉口,期间,考虑到员工多为上海随店迁来,邹韬奋聘请厨师为大家做饭,以便保证伙食质量。因战事变化突然,员工十之八九的家眷未能及时随行。邹韬奋便建议员工可以准请一个月左右的事假回上海、江浙等地安顿家属,工资照发,还可预支一笔费用,以备急用,往来车船、食宿费用全部报销。家属实在不便安顿的,带来武汉也可以,员工及其家属往来费用一并全部报销。邹韬奋主持生活书店期间,有几位员工因病去世,邹韬奋或出席了他们的追悼会,或专门撰写悼文以资纪念,如《悼王永德先生》《痛悼子桂同事》等。孙梦旦是《生活》周刊最早的创业者之一,长年身兼发行、会计等职务,经常加班加点工作至深夜,甚至带病工作。1939年4月3日,他因患肺病不治去世,年仅29岁,他在生活书店累计工作了13年,留下妻子和一对儿女。在孙梦旦的追悼会上,邹韬奋对孙梦旦的敬业精神和责任心给予赞赏的同时,对工作与休息应劳逸结合也作了反思:“我们必须抛弃只顾责任心不顾健康的恶劣传统,我们要不做夜工,工作时间要从七小时减到六小时以至五小时,使有充分的业余时间来进行调剂工作的活动,同时增加健康的设备。我们团体日益发达,同人的福利随着增加,只要在店的经济力量可能的范围内,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这样做。”鉴于孙梦旦此次患病早逝,很大程度上是因公务所致,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决定拨付治丧费两百元;同时按月支付给眷属六十七元五角的半薪,以其累计工作时长13年为限;遗孀如愿意在生活书店工作,在符合相关工种条件的前提下,将尽量优先安排妥当;将来小孩读书如学费不敷,生活书店将尽其所能酌情资助。1938年11月起,生活书店为符合条件(试用或工作满六个月)的员工发放不同数量的眷属(限夫妇子女)住房补贴,凡薪金在五十元以下者,月给津贴八元。凡薪金五十元以上至一百元者,月给津贴六元。薪金一百元以上者无此津贴。为便于学习,生活书店出版的各种刊物,如《文艺阵地》《理论与现实》《世界知识》《抗战》三日刊,每期一律赠送,人手一册。在生活书店购买本版书,一律五折,外版书则照批发进价,六七折可购买。同人之间,不时举行各种周末晚会、迎新会、歌唱会等,便于大家沟通感情。读书会、技术讲习班的设立,同样有助于拓展员工知识面,增强业务技能。余英时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改变世界”、批判社会之余,同样注重“内在超越”,即重视个人的精神修养,以便保证“道”的庄严和纯一。邹韬奋曾将生活书店的传统精神归纳为以下八项:坚定、虚心、公正、负责、刻苦、耐劳、服务精神、同志爱。如果说对于编辑出版事业的热爱和践行是邹韬奋的“道”之所在,那么,工作生活中严于律己,可谓他加强个人修养的道德自律。邹韬奋公私分明,杂志社的稿笺只为公用,他的私人信函、稿件都自备稿纸、信封。编辑部本来已订购了马克思列宁相关著作,他专程托人另买一套,以便放置家中,业余阅读。邹韬奋对《生活》周刊及生活书店的管理原则,与他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热爱、竭诚为读者大众服务等理念一脉相承。其尝试和探索固然可贵,但也不免带有一些乌托邦色彩,特别是在战乱频仍、国民政府对于言论采取打压态势的时局下,效度无疑打了折扣。1941年前后,生活书店50余家全国分店,基本都被当局查封,邹韬奋为此愤而避走香港开始新的出版事业。及至1948年,生活书店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全面合并,其作为一家单体出版机构的使命由此告一段落。尽管如此,从创办到合并的17年间,生活书店出版图书1,000多种,参与创办多份期刊,这些成果的取得,邹韬奋等人在管理上的开明之举、开创之功,自然不可磨灭。本文作者刘火雄,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原文发表于《现代出版》2015年第5期欢迎个人转载,媒体转载请联系后台取得授权? ? ? ? ? ? ? ? ? ? ? ? ?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办: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编辑: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出版:《现代出版》杂志社国内发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邮发代号:80-431海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国外发行代号:Q7500国际标准刊号:ISSN 2095-0330国内统一刊号:CN 11-5979/G2| 合作数据库|?声明??●?我刊未授权任何个人、单位代理稿件业务,投稿请通过电子邮箱xiandaichuban@163.com或中国知网采编平台http://t.cn/R9ZncFC●?我刊未建设独立的官方网站,望作者及读者周知,谨防受骗。我刊在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官网www.picuc.cn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官网www.cucp.com.cn设有栏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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